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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黃菁菁╱東京專電】日本是受「高齡化與少子化」夾擊最深的先進國家。為解決少子化問題，日本政府特別在2007年設立內閣府特命少子化對策擔當大臣，又於2014年8月通過「兒童、育兒支援法」、「修改認定兒童園法」以及周邊相關法律。內閣府根據此三項法律制訂了「支援兒童、育兒新制度」，並於2015年4月正式施行。2016∼2018，安倍政府每年投入逾4兆日圓（新台幣1.2兆元以上）獎勵結婚生育，但新生兒數卻連續三年不滿100萬人，顯見「砸錢催生」是一條漫漫長路，很難立竿見影。安倍政府鼓勵做人每年斥資逾1兆據厚生勞動省統計，日本生育率於2005年時跌至1.26，創最低紀錄。此後政府想方設法鼓勵「做人」，生育率終於有所回升，到2015年達到1.45，但其後又連三年下跌，2018年跌至1.42，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.1；去年新生兒數僅91萬8,397人，更創歷史新低，且連續三年跌破100萬人。日本出生人數最多是在1949年嬰兒潮時的269萬人，換言之，去年新生兒數只達尖峰時期的三分之一。生育率低迷的主因是晚婚晚生和不婚不生，而不願生的最大關鍵則是錢。內閣府曾針對家中有0∼15歲小孩的父母進行「育兒費用網路調查」，結果顯示，小孩從出生到上中學的15年約須花1,740萬日圓（以目前匯率換算，約新台幣517萬元），加上高中、大學往往超過3,000萬日圓，相當於在東京買小套房價錢，龐大費用讓年輕人對生子興趣缺缺。「男主外女主內」作祟日助產政策事倍功半其次，「男主外女主內」的傳統觀念，不僅讓安倍力倡的「女性經濟學」大打折扣，也讓助產政策事倍功半。日本甲南大學教授前田正子就投書指出，日本社會受過去家庭責任分擔的影響，認為育兒是「個人的責任」、「母親的責任」，若觀念不改變，將來日本不但會邁向少子高齡化，甚至會變成無子高齡化社會。在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，日本職場終生僱用制瓦解，長期不景氣又導致薪資退步，加上消費稅一漲再漲，單薪家庭只好緊縮荷包。政府鼓勵女性就業，但因保育制度、設施不夠完善，使許多女性在育兒問題十分煩惱，也造就許多不婚主義者和頂客族。安倍內閣於2015年擬定「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」，持續採取支援育兒、結婚等新制度的各種少子化對策。隔年2016年又在「日本一億人總活躍計畫」中強調，希望能實現「生育率1.8」的目標。新制度的重點有，提供托兒所、幼稚園等相關補助；督導、改善保育設施；依地方的實際需求，提供兒童、育兒支援，延長托兒時間等；提高消費稅率以確保社會政策財源等。2016年版《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》中指出，日本政府為了營造可讓一個家庭生三個以上小孩的環境，制定減輕多子家庭經濟負擔的措施。2019年4月已開始實施部分措施，2020年4月起全面實施。例如，第一個和第二個子女從3歲到小學畢業前每月可領1萬日圓津貼，第三子之後每月可領1萬5千日圓津貼。低收入戶第二子上托兒所、幼稚園的保育費減半，第三子免費。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第一個孩子保育費減半，第二子免費等。在住宅政策方面，多子家庭也可優先申請廉價的公營住宅。日本政府2017年12月又發表「造人革命」，指的是將投資放在培育人才上，尤其是對教育的投資，由政府提供教育資金讓下一代能接受高品質的教育。最讓育兒世代期盼的是今年10月起將實施的幼兒教育、保育費無償化政策，即3∼5歲的幼童，以及低收入戶0歲∼2歲的幼兒可免費上幼稚兒、托兒所、政府認定的托兒設施等。公共幼教擴充不及「待機兒童」仍有近2萬人儘管如此，城市的幼稚園和托兒所數量仍然不足，許多幼童在家候補入園，成為所謂「待機兒童」，使得想出去工作的女性也不得不被綁在家裡。相反的，地方上卻因少子高齡化問題嚴重，使許多幼稚園、托兒所因招生困難關門。如此兩極的現象讓政府相當頭痛。安倍政府為解決待機兒童問題，要求地方自治體和企業主導型保育事業擴大接受新生。日本於2016年創設企業主導型保育事業，即在公司內部設立托兒所，使女性就業率稍有提升。主關機關又於2017年擬定「育兒安心計畫」，矢言要在2019年解決待機兒童問題。儘管2018年的待機兒童人數減至1萬9,895人，是近10年來首次降至2萬人以下，但尚未達成目標。